食品安全监管，必须依靠一个技术体系。只有有了科学的数据，才能给予监管和执法一定的支持，目前已经成立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到底如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刘金峰。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国家级食品安全技术机构的负责人，您觉得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带给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刘金峰：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涉及面广，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它并不是一个孤立问题，它上接环境，下接健康，影响着产业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形象等诸多方面。比如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水体、土壤和大气污染日益严重，这就会对下游的食品带来不利影响。除了传统的“病从口入”，现在营养过剩带来的“富贵病”也威胁着公众健康。所以从技术支撑的角度来说，单纯的食品安全研究很难覆盖这么多的领域，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模式。

日报：食品安全的涉及面这么广，那您觉得出路何在呢？

刘金峰：只有走协同治理的道路。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以科学为基础，强调风险控制和全程管理是全球共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加强社会协同共治，让政府、行业企业和消费者能平等参与到食品安全管理中来。具体到我们国家，就是生态环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和健康管理政策的协同共治。这符合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也是食品安全技术支撑部门进行机制探索、技术革新和能力建设的方向。

日报：那您觉得技术机构在食品安全协同治理体系中要扮演什么角色？

刘金峰：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但不论是产还是管都需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协同治理本身也是一个科学的管理体系，除了管理本身要科学，它也离不开科学的技术支撑体系。根据现阶段的国情，围绕风险分析框架，我认为技术机构需要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风险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研判、食品标准体系建设、风险交流、食品安全基础研究和信息技术应用。其中，我们中心要努力在食品安全技术支撑体系中发挥技术“龙头”和“晶核”作用。

日报：能否举例说明评估中心的哪些具体工作能体现“龙头”作用？

刘金峰：比如我们于2013年构建了“国家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TraNet）”，实现了分子分型图谱的实时上报、在线分析和数据共享。今后出现食源性疾病时，就可能更快、更准确地锁定真凶，及时控制疾病波及面。

我们开展了食品消费量调查和总膳食研究，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基础数据库，这意味着将来可以更准确地估算食品中的各种风险因素给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而且目前这些数据已成为国际机构使用的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数据。

在食品标准方面，我们在2013年完成了近5000项食品标准清理的工作，2015年将基本完成食用农产品(10.25， -0.30， -2.84%)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以及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内容的整合。基本解决现行标准交叉、重复、矛盾的问题，形成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在风险交流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开放日活动、开发科普图书，探索新媒体应用，以及主动接受央视、《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采访回应社会关切等举措，让媒体和公众更好地理解食品安全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科研方面，我们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验室水平通过了国际验证。另外，我们创立了食品安全和健康评价的暴露组学技术转化平台、研发和培训基地，正在申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未来中心将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理化、微生物和毒理评价的技术核心和示范实验室。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我们正在推进风险监测网络系统、风险评估信息系统、食品安全标准数据库、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风险交流网络平台的建设工作，推动建设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初步形成大数据挖掘和分析评估的智库。

日报：您觉得评估中心最突出的技术优势是什么？　　刘金峰：我认为是智库建设，目前我们中心承担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以及中国食品法典委员会四大秘书处的工作。同时中心成立了国际顾问专家委员会，与多个国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国际专家建立了长期的、固定的、良好的协作关系。采取“小中心、大网络”的模式，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分中心、技术合作中心、联合研究中心，将一流高校、科研机构、有实力的企业等资源整合起来。

日报：听说评估中心实行“理事会管理”，这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刘金峰：其实理事会管理模式也是协同治理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在理事会决策监督模式和多部门协同作用下，评估中心获得了有效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可以逐步实现共建共享，快速提升评估中心履职能力。同时多部门参与也是一种有效的纠偏机制，避免出现被部门利益绑架的情况，这有利于维护评估中心的独立性、科学性和公益性。